與命運搏鬥的人 / 歌珊

「在生命的隱密處，是否還有一個為人所不知的法則？年過四十，我經常思索關於命運的問題。什麼是命運的邏輯與文法？人一生的受挫與成功是不是有跡可尋、並有一種無形而預定的支配力？」

又收到De的伊媚兒。年輕時握他的手總是濕漉漉地，想像此刻的他正坐在電腦桌前，擊打出一條又一條不利人行的沮洳；他大起大落的事業、窮奢極慾的性冒險，以及受躁鬱症折磨的最新消息；還有，不斷與命運對質、抗議、妥協的喃喃老調。　

De 聰明而早慧，大學時代就開始收集研究所的論文資料。我們一起討論如何利用魯迅、王瑤的作品重寫中國中古文人史；那是他嚮往的生活情趣。我也忘不了他出示手抄廢名的《佛教有宗說因果》時令人震撼的經驗。De敏感多疑、執拗善變，像極了我們當年清談的大學者劉師培(1884～1920)。「偉大的人物往往帶有一種命運性。」這是De對這位短命學者的評語。　

什麼是「命運」？我不知道。不過，我想熟劉師培著作的De應該讀過〈定命論〉一文。那一年，劉師培三十歲，開始思考命運。「無命之說，鄙人于數載以前力持此論，近始知其可疑。」為什麼他由不信命運之說一轉而以為人生無非定命？誠如心理學家Rollo May所說：「一個人的意願與生命中之必然相互衝突的時候，我們更深層的命運就會在此顯露。」他又說：「命運這個概念，會使得憤怒經驗成為必要。我們可以確定，有些『從來不生氣』的人，也從來不會與命運遭逢。」不斷的挫敗、致命的打擊、周而復始的病痛讓我們真正與命運相逢。　

劉師培一生有三變。他二十歲加入革命黨，主張推翻滿清，甚至改名「劉光漢」；廿四歲忽又熱衷起無政府主義思想；緊接著，竟秘密投靠清廷兩江總督端方，民國以後，更為恢復帝制熱心奔走，並擔任袁世凱的參政院參政。這些變化大概也可以找到一些內在理路罷。但劉師培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論是「雖淵靜好書，而心實內熱」。他在哪兒駐留，哪兒就要以他成為同心圓的中心；他運籌帷幄、躊躇滿志，從容不迫地掌握著世界。劉師培像一位政治賭徒，每次下注都準備傾家蕩產，那種猶豫不決、瞻前顧後、按月儲金式的獲利為他所齒冷。大陸學者陳平原說：「劉師培的真正特色，其實不在於晚清文人常有的問政」，而是「幾乎每兩三年必有一變，而且每一次轉變都很突兀，讓追摹其後的崇拜者目瞪口呆。」劉師培的善變其實是有跡可尋。例如1911年，辛亥革命勝利。他意想不到自己業已繳械的革命事業竟然蒸蒸日上，心中相當不是滋味；他不甘心，決定向當年革命的對象輸誠。劉師培的〈定命論〉(1913年)就是寫在這個時候，他用外在的爵秩名利來安撫內心的重重失落。　

劉師培一變再變的行事作風在當時並非特例，甚至可以做為近代知識份子的一種原型(stereotype)。大學時代，我與De便為了劉師培的一篇文章〈清儒得失論〉吵過架。這篇文章透過歷史的省思得出了幾種知識份子的類型：「純漢學者，率多高隱」，走的是寂寞治學的路；而「經世之學，假高名以營利。義理之學，借道德以沽名，卑者視為利祿之途，高者用為利權之餌，外逞匡時化俗之談，然實不副名，反躬自思，亦必啞然失笑。是則托兼愛之名而博為我之實益。」劉師培真是把那些夸講經世、義理的文人看透了，說他們假借「兼愛」之名而求「為我」之實益，這難道不是夫子自道？　

根據陶菊隱《籌安會「六君子」傳》記載，1919年劉師培病逝前，曾招其弟子黃侃告白：「我一生應當論學而不問政，只因早年一念之差，誤了先人清德，而今悔之晚矣。」他病逝不久，妻子何震隨即精神失常。　

章太炎有段將知識份子類比為精神病患的說法，無疑是對劉師培的同情理解：「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，不是神經病人，斷不能想，就能想也不敢說。說了以後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，不是神經病人，斷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，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。」這些偉大的憂鬱、躁鬱症患者，往往帶有一種執著強逼性(obsessive compulsive)的習氣，獻身於文化宣教的大事業，引領人民進入瘟疫與殺戮之中。　

De 也是一位輕微的躁鬱症病患。「命運令人坐立不安。她剜了我的雙眼，用鉤鏈拘禁了我，將我丟棄在世上推磨。」De的伊媚兒彷彿具有傳染性、往往令人讀了心勞意攘。他終於委身信仰繼續與命運搏鬥。還好有上帝，不然受苦的人們只能求助於嗑藥、酗酒、權力與性等任何可以暫時麻醉自己的東西。再一次見到De時，是在某次教會的聚會場合，他手中拿的由佛教書籍換成了Derek Prince的作品。我緊握他黏呼呼的手並擁抱了他。　

很久很久以後，我給De回了一封信：「那牽引我們通往未知之地不可遏止的巨大力量，成因未明，起初甚微，正如一個人的命運在趨於明朗之前，不易為人所察覺。然而對命運的研究、理解，往往是一個人對自身現存狀況的合理化與辯解，其努力是徒勞的。在祂有永生之道，我們還跟從誰呢？」